今年最大丑闻，断网、撤热搜也盖不住了

上周，伊朗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。

22 岁的伊朗女孩玛莎 · 阿米尼，因为头巾戴得太松，不符合要求。

当街被道德警察（伊朗专门负责执行着装规范的巡逻队）逮捕，关押 3 天后去世。

这件事就像一枚炸弹，立刻引爆了整个伊朗社会。

伊朗女性集体走上街头，摘下头巾，爆发了「反头巾运动」。

相关词条在推特热趋上挂了一周。

「反头巾运动」的视频和照片在首页刷屏。

不少影视圈明星也参与进来，力挺伊朗女性。

贾斯汀 · 比伯转发了声援伊朗女性的帖子

包括伊朗国宝级导演法哈蒂，他希望更多艺术家为伊朗女性发声。

「反头巾运动」愈演愈烈，直到伊朗全国断网，才将热度暂缓。

一条头巾，何以引发众怒？

鱼叔想通过一部伊朗电影，试着回答这个问题——

《生命的圆圈》

The Circle

这部电影获得 2000 年威尼斯电影节的最高奖「金狮奖」。

导演贾法 · 帕纳西，一位被伊朗举国封杀的导演。

因长期拍片揭露伊朗社会的底层乱象，被判六年有期徒刑。

2015 年，帕纳西执导的《出租车》获柏林电影节「金熊奖」。

他被软禁在伊朗，只能由侄女代他领取奖杯。

「世界名画」

2022 年，他执导的纪录片《无熊之境》获威尼斯电影节「评审团特别奖」。

他因为服刑，依旧未能出席。

威尼斯电影节红毯：「释放贾法 · 帕纳西」

而回顾帕纳西与伊朗电影审查的漫长对抗，《生命的圆圈》就是开端。

它也在某种程度上，预言了今天的热搜。

玛莎的死只是导火索。

真正的火药，是伊朗女性水深火热的生活处境。

《生命的圆圈》的一大亮点是不断变化主线的叙事手法。

全片一共拍摄了七位伊朗女性。

她们各有难处，彼此间又有着微妙的联系。

第一位女性，刚刚诞下一名女婴。

可等待她的不是初为人母的喜悦，而是婚姻的破碎。

因为丈夫家只想要男孩，为此感到失望。

第二位女性，她一大早刚刚出狱。

她买了车票，准备返回故乡。

可临近出发，她看到了车站内例行检查的警察。

就像是条件反射般，她被吓得躲开了，没能赶上班车。

第三位女性，同样刚刚出狱。

回到家中，却被暴怒的哥哥当作家族罪人扫地出门。

男友遭到处决，此时怀有身孕的她一心只想堕胎。

第四位女性，医院的门卫。

她在出狱后，得知丈夫娶了第二任老婆。

而久未谋面的孩子，也和自己疏远了。

她只能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，落得孤身一人。

第五位女性，医院的一名护士。

她在出狱后，嫁给了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医生，照顾他的孩子。

为了留在医院工作，她和过往的一切都断绝了关系。

第六位女性，一位单亲妈妈。

她无力继续抚养女儿，所以故意将女儿遗弃在街上。

然后躲在暗处观察，盼望着有好人家能收养她。

看到女儿被警察接走后，在悲伤与不舍间，她乘坐计程车离开了。

第七位女性，站街的妓女。

因为和嫖客起了冲突，引来了警察。

两人都被逮捕。

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，因为结尾的一幕得到升华。

当妓女被关进监狱后，摄像机在监狱内环视一周，缓缓扫过铁窗与墙壁。

此时观众才发现，片中所有或抗争，或逃避的女性，宿命般地在这里齐聚。

最终，镜头停在了监狱黑色铁门的窗口前。

一如开篇产房的窗口，唯一的区别是颜色。

一白一黑，也象征着一天中的白天与黑夜。

至此电影结束，也组成了一个完美的环状结构。

《生命的圆圈》采用了伪纪录片的拍法。

不露声色地揭露了伊朗女性在男权、宗教、政治多重压制下的伤痛。

导演模糊了每个人的身世背景，只截取她们人生中最富戏剧性的时刻。

而这些遭遇，也恰好对应了人生的各个阶段——

生下孩子，反而被逼离婚；

渴望回乡而不得，未婚先孕求堕胎；

净身离婚，抛弃孩子，沦为妓女，锒铛入狱。

电影只用短短的一天，便完成了对伊朗女性悲剧一生的速写。

更加绝望的是这一天所组成的「圆圈」。

「圆圈」既是生命的循环往复。

亦象征着伊朗女性在现实中永无止境的苦难。

并且电影很巧妙地将不可名状的苦难具象成了「香烟」。

她们在不同场合，都曾想过点上一支烟，可无一成功。

直到电影结束，只有第七位女性如愿了。

当时她上了警车，被告知车内禁止吸烟。

讽刺的是，随后另一位男犯人若无其事地点烟，警察默许了。

见此状况，她也跟着点上一支，这回警察不再阻止。

她们手里的香烟和头巾一样。

能不能抽，想不想戴，都由不得她们。

多数时候，伊朗女性是没有选择权的，她们依附于男性生活，看男性的眼色行事。

此外，这部电影也深刻影响了后续很多反映伊朗女性困境的电影。

《我在伊朗长大》沿用了「香烟」这个意象。

女主角玛吉从伊朗逃到法国，下飞机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摘下头巾，然后给自己点上一支烟。

《德黑兰禁忌》借鉴了叙事手法。

同样是偶有交集又各自展开的多条支线，只是女性角色从七位缩减为三位。

第一位女性，丈夫坐牢，她只能独自照顾儿子。

想和丈夫离婚，可丈夫不愿意签字。

为了拿到离婚申请，她出卖肉身，做了法官的情妇。

在被法官肆意凌辱，视若玩物后，依旧没能顺利离婚。

第二位女性，她的处境看上去还不错。

她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目前怀有身孕。

可因为一通莫须有的电话，她被丈夫辱骂为妓女，含冤自尽。

原来看似安稳的生活，只要一次「荡妇羞辱」，就足以毁灭。

第三位女性是一个年轻的美女。

她被人贩子没收了护照，卖给了一个阿拉伯人。

有天晚上，她在夜店被一个男人偷偷喂了迷药。

两人发生了关系，事后她就意外怀孕了。

她付不起堕胎和处女膜修复的手术费。

导致自己卖不出去，也拿不回护照，只能永远被困在这里。

三位伊朗女性的故事，构成了全片的三条主线。

在电影的结尾，看似无关的她们来到了同一栋大楼，发生了命运的交集。

从《生命的圆圈》到《德黑兰禁忌》，从监狱到大楼。

期间过去了将近二十年。

时代在变，可伊朗女性的困境依旧如初。

一天是一个圆圈，二十十年还是一个圆圈。

所以，伊朗女性的问题仅仅在于头巾吗？

当然不是。

而在于强制女性必须戴上头巾，且借此实施迫害和剥削的社会环境。

当年，帕纳西拍摄《生命的圆圈》的灵感来自一则新闻报道——

一位母亲先是杀死两个亲生女儿，然后自杀。

这件事带给他巨大冲击，让他深刻认识到：

「整个伊朗社会对女性而言不啻为一个牢笼。」

好像唯有付出生命的代价，才有可能获得解脱。

牢笼是如何建成的，我们可以从电影里看到——

伊朗女性从小接受的教育是，女性应该把自己遮住，暴露是一种罪过；

宗教也认为，上帝创造了女人的鼻子，是为了使其更好地搭配头巾。

渐渐地，女性也潜移默化接受了这种规训。

从此，基于这样的社会共识，任何人都可以对女性的头巾指指点点。

任何人都能以「未戴好头巾」为由审判女性。

然后再从头巾进一步扩散到其他社会事宜——

车站拒绝单独为女性出售车票，除非有学生证或是男性陪同；

女性想要堕胎，必须征得男性亲属的允许，否则医院无法为她手术；

已婚女性想要找工作，也必须有丈夫的签字；

甚至在街上奔跑，也可能被批评有伤风化；

在街上牵手，也可能被道德警察逮捕。

伊朗历史上曾有过女性在公共场合无需戴头巾的时期。

可是在伊朗的现代化进程中，头巾被赋予了更多的宗教意味和政治内涵。

头巾的「摘」与「戴」，早就不是单纯的衣着问题。

而是成为不同政派间表态和施压的工具。

唯有头巾下的女性被忽视了。

并且，这里的头巾只是一个幌子。

它随时可以被替换成其他东西。

替换成胎儿，那么「头巾法」就会跟着变成「反堕胎法」。

这也是「反头巾运动」引发全世界女性共情的原因。

它们本质是一样的：

女性的选择与权利，被一群女性之外的人所掌控，所定义，所剥夺。

这便是一种「头巾之下」的生活方式。

所以。

「反头巾运动」反的从来不是头巾，反的是「头巾之下」的生活。

摘下头巾，不一定代表进步和自由；

戴上头巾，也不一定代表退步和保守。

只要「摘」与「戴」的选择，能完全由伊朗女性自己说了算。

全文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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