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地院线,复苏了。
论票房,《独行月球》是暑期档最大赢家。
上映不到一周,票房已破 16 亿。
但论上座率,它却输给了文艺片《隐入尘烟》。
后者作为一部农村题材电影,不被市场青睐,排片相当惨淡。
但却拿下了豆瓣 8.4,国产片年度最高分。
上座率远超同期的热门片。
然而,随着口碑的发酵,也招来了不少争议。
由于影片入围了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。
不少人认为,这部电影就是为了在外国拿奖而有意抹黑中国。
「很符合获奖三要素:苦,丑,穷」
其实,这种论调并不新鲜。
很多现实批判力度强的国产片,都背负着这种骂名。
一旦入围国际电影节,质疑声就更多。
但,这种说法真的有道理吗?
今天鱼叔就展开谈谈——
揭露底层社会黑暗面的国产片,更易获得国际奖项的青睐?
回看华语电影史,不得不说,确实有不少例子来支撑这一观点。
以网友的「获奖三要素」来说。
论「苦」。
没有人比得上电影《活着》中的主角福贵。
他一生受尽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,「活着」成了唯一的希望。
原本出生富贵,却因好赌输光家底,散尽钱财,气死父亲。
之后就彻底陷入了残酷的命运旋涡,相继失去了母亲、儿子、女儿。
最终只留他一人形影孤吊。
众所周知,这部影片在国内无法上映。
在国外却硕果累累。
捧回戛纳评审团大奖,距最高奖项仅一步之遥。
主演葛优也凭借对福贵的精准刻画,成为首位戛纳华人影帝。
论「穷」。
电影《三峡好人》将镜头对准一个煤矿工人。
他从山西一路跋涉到重庆寻找妻女,口袋里装着皱皱巴巴的几块钱,住着 1 块 2 一晚的工人旅店。
为了谋生,加入了当地拆迁队,整日光着膀子,汗流浃背。
这部影片同样是墙里开花墙外香。
捧回了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奖金狮奖。
还有,《十七岁的单车》中。
进城务工的农村男孩小贵,做着快递的差事,每单收费 10 元。
误入洗浴中心洗了澡,却死活拿不出钱。
同样,周迅饰演的农村女孩红琴,在城里给富人家做保姆。
因为没有钱买好看的衣服,常常趁人不备,偷穿主人的衣服和高跟鞋。
这部影片曾入围柏林电影节,获得银熊奖评审团大奖。
但却被禁止在中国内地公映。
导演王小帅曾透露,因为「拍了太多胡同,没把北京现代化的一面拍出来」,有关方面认为不利于申奥。
最后再看「丑」。
电影《秋菊打官司》中,巩俐正是通过「扮丑」,塑造了执意为丈夫讨说法的村妇。
她摇着一身碎花红棉袄,迈着外八字步,挺着大肚子,围着绿头巾。
头巾下一张暗沉粗糙的脸庞,干裂的嘴唇喘着粗气。
全然与穷乡僻壤的环境融为了一体。
最终,影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。
巩俐也因饰演秋菊这一角色,成为中国内地首位威尼斯影后。
以上例子似乎说明了,网友的论断并非无中生有。
但这不意味着该论调就是正确的。
因为,换个角度看,反例也并不少。
很多电影重点不在于暴露苦难,却也有国际大奖加身。
比如武侠动作片。
《卧虎藏龙》中,飞檐走壁、竹林打斗,尽显江湖快意,人情道义。
成为首部夺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华语片。
还有,家庭片。
在柏林拿下评审团大奖的《孔雀》,聚焦于普通平凡的五口之家,讲述历史更迭中的个体在梦想破灭后,满目寂然的命运。
让咏梅、王景春分别拿下柏林影后和影帝的《地久天长》,讲述三十年间,时代的洪流中,两个家庭的悲欢离合。
以及,爱情片。
张艺谋斩获银熊的《我的父亲母亲》,讲述一段质朴动人的爱情故事。
它不苦、不旧,也不丑。
反而以鲜亮明媚的光影,挣开了封建婚姻的枷锁,照进了自由恋爱的新气象。
此外,《十七岁的单车》其实也是一部青春类型片。
也书写了城市少年的成长烦恼。
围绕两个 17 岁少年的青春、爱情故事,至今仍是很多人心目中国产青春片的天花板。
可见,「抹黑中国」和获国际大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。
就像许鞍华所说,冲着得奖去拍戏通常是得不到的。
一方面,这些获奖作品的创作动机,都不是为了在国外拿奖。
《隐入尘烟》的导演李睿珺本就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。
他的生活经历和对家乡的深厚感情,使得他一直热衷且擅长于讲述淳朴的乡土故事。
《活着》则是一次偶然间的发掘。
张艺谋其实一开始打算改编余华的另一篇小说《河边的错误》。
为了深入理解文本,张艺谋表示想看余华所有的作品。
他因此意外拿到了《活着》的清样,并完全被这个故事吸引了,才决定拍《活着》。
《三峡好人》的问世同样具有偶然性 。
贾樟柯在重庆拍摄纪录片《东》期间,正好目睹了奉节县的拆迁工人辛苦劳作的场景。
他被这些普通人默默挥汗的背影震撼,意识到三峡有很多故事值得挖掘和拍摄。
这才启动了后续的拍摄计划。
除了个人因素外,历史和时代因素也主导了创作动机。
社会的沧桑巨变,催生了很多乡土文学创作。
《红高粱》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等作品也都源于导演与作者对周遭环境的共同感怀。
贾樟柯的电影,也呼应了城乡转型过程中乡镇的变化。
以拆迁房、摩托车、传呼机、流行歌曲等特有的时代符号,开辟了底层叙事的电影空间。
记录了小武、崔明亮、韩三明、沈涛这些底层小人物的生存挣扎。
而另一方面,国际奖项的评选有各自不同的标准和流程。
奥斯卡评奖,很大程度上依靠公关公司的运作。
《一代宗师》能入围奥斯卡,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找到了当时还在好莱坞享有盛名的发行商哈维 · 韦恩斯坦。
戛纳的奖项决定权则更多在评委手中。
阵容每年不同,国籍构成多元化。
例如 2009 年,就有一半是东方面孔:
中国演员舒淇、韩国导演李沧东、土耳其导演锡兰、印度演员谢尔米拉 · 泰戈尔。
章子怡、王家卫 、李安、姜文等中国影人都曾担任戛纳评委。
每一位评委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最佳影片。
伊朗大师阿巴斯就力捧侯孝贤的《戏梦人生》。
最终该片拿下评审团奖。
而金棕榈由《霸王别姬》《钢琴课》共享。
奖项花落谁家,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评委个人的据理力争。
有多少位评委,就有多少种「标准」。
又怎能用「西方审美」一言概之?
当然,在反驳「抹黑中国」论调时,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。
早期西方主流影视中,确实热衷于呈现穷困潦倒的东方形象。
这源于西方对中国的刻板想象和滞后性的认知,也离不开中国早年国势的积弱 。
喜剧短片《华人洗衣店场景》中华人洗衣工的形象,是美国电影史上最早的华人银幕形象之一。
20 世纪 30、40 年代根据赛珍珠小说改编的好莱坞电影《大地》和《龙种》,呈现的中国农民更是奠定了华人形象的基调。
但随着历史的发展,中国以及中国电影逐渐占据了更多的国际视野,偏见也逐渐被纠正。
《环形使者》《她》等科幻电影中,直接在上海取景。
中国现代化的一面越来越被更多人看到。
唯题材论早已说不通。
《隐入尘烟》在中国业内外的口碑已是有目共睹。
《三峡好人》《秋菊打官司 》等国外开花的影片,实际上在国内也口碑极高,豆瓣部部 8 分 +,《活着》更是高达 9.3 分。
同样揭露底层黑暗的《盲井》《芙蓉镇》,也获得了金像奖、百花奖等国内奖项。
说到底,电影能够走出国门,获得国际认可,靠的还是作品本身的质量,普世性的价值内核。
《活着》中,坚韧不摧的民族性格,达观的生活态度发人深省。
《三峡好人》里,看到被时代遗忘的人,还固守着对情感的重视,对善念的追随。
《秋菊打官司》里,看到质朴的民风、民俗时,也共振于情理与法理的永恒矛盾。
西方也有很多名导,热衷于拍摄底层故事,批判社会黑暗面。
比如肯 · 洛奇,始终关注工人阶层的困顿窘境。
他们被迫失业,尊严扫地,甚至挣扎在温饱线上。
「困在系统中的人」式的犀利刻画,早已跨越了地域的限制,博得普遍的共鸣。
肖恩 · 贝克,镜头中的主人公永远是边缘群体。
妓女、吸毒者、流浪汉、单身母亲、失学儿童 ……
获得了很多国际大奖,也深受国内观众喜欢。
可见,「哀民生之多艰」的悲悯心是不受地缘所限的。
又何况,中国作为农耕文明的发祥地,乡土是绕不开的一面。
比起悬浮的上流故事,扎根贫瘠之地的创作 更易挖掘出更深的社会现实和民族秉性。
暴露或是记录背阴处的生命呐喊,本就是创作者的使命。
就像同样受到「媚西」指摘的莫言曾说:
「文学作品不是唱赞歌的工具。文学艺术就应该暴露黑暗,揭示社会的不公。」
这种暴露也绝不意味着「不爱国」。
反而是出于对土地和人民更深沉的热爱,才会孜孜不倦地书写底层人物的苦与乐。
贾樟柯也曾在一次放映会后正面回应过这一问题。
他的纪录片《海上传奇》受到观众质疑:
「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,拍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,给西方人看吗?」
「你有没有考虑,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,会影响他们对上海、对中国的印象,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?」
贾樟柯回应,真实不只有一种。
直面落后的一面,才能为小人物立言,为底层社会求变。
「上海除了浦东、淮海路外,还有苏州河两岸密集的工业区,还有南市那些狭小的弄堂,生活就是这个样子,上海就是这个样子。」
「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,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?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贫穷的环境中,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?」
这些影片之所以动人,不仅不是因为「造假」「抹黑」。
恰恰是因为足够真实,让人们从电影中照见了自身以及周遭世界。
就像近日火遍全网的「二舅」视频,它挑破了农村底层人的苦难遭遇。
却有无数网友表示,仿佛看到了身边亲人的影子。
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。
现代都市与乡野风貌都是现实的一种反映,本无高下之别 。
「抹黑中国」的论调却把后者理解为一种丑化,妄图抹去苦难的存在。
潜台词就是,只允许呈现光鲜美好的东西。
这,才真正是对现实的扭曲,对生活的轻蔑。
全文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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