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些举报论文造假的人，后来都怎么样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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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经，他们偶然地、或被裹挟着踏上了学术打假的道路。彼时的高歌猛进充满了激情，有些还遭遇了恐吓。时过境迁，他们还在继续么 ?

编译 | 周立新

Jennifer Byrne 从未想过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是被选入 Nature（《自然》）杂志 "2017 年度十大人物 " [ 1 ] ，而上榜的原因竟是 " 论文打假 "：她的战绩是让 Nature 撤回了 5 篇含有基因序列错误的文章。在杂志刊登的照片上，你能从她的脸上看出一种执着的态度：" 零容忍 "。

Jennifer Byrne

在成为 " 职业打假斗士 " 之前，Jennifer Byrne 是澳大利亚 Westmead 儿童医院的一名科研人员，从事癌症基因组学研究。与大多数同事一样，她白天搞科研，晚上陪家人，顺便找找基因组学论文中存在的错误。有 " 重大发现 " 的那天晚上，和以往并无任何不同：那是 2015 年一个普通的星期六，她照例把孩子安顿在客厅里，家人们在看电视，她则坐在房间角落里的电脑前。她灵机一动，想看看自己之前的研究领域现在发展得怎么样，顺手输入了几个领域内的关键词。很多科研工作者都会这么干，但 Byrne 的领域相对冷门，学术成果也相对少得多。很快，屏幕里跳出来搜索结果，有 5 篇论文与她之前工作的相似度极高。

想象一下 Byrne 此刻的心情，惊喜？错愕？疑惑？她认真查看了这几篇论文，它们声称观察到癌细胞中某个基因失活的效应，但她却看到实验中使用的 DNA 序列甚至是错的。虽说论文也有可能出错，但凭借一名科研人员的直觉，她还是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——这些文章可能是抄袭。

Byrne 呆坐在那里。震惊之余，她心里满满的想不通。大量低劣的图表、拼凑的数据，大段的重复性文字拼凑起来的文章，简直就是 " 无中生有 "，怎么可能就正式发表了？同行评议呢？专家们都干了些什么？一时间，她无法抑制地哭了起来。

后来，她看到 Science（《科学》）杂志 2013 年就已有一篇揭露 " 论文工厂 " 的文章 [ 2 ] ，说某些论文其实是交易的商品，一时间五雷轰顶，仿佛所有信念瞬间崩塌。

没过多久，Byrne 正式进入科学论文调查领域。

她首先选定了一位合作伙伴 Cyril Labbé，是法国格勒诺布尔 - 阿尔卑斯大学（ University Grenoble Alpes in France）的语言学家。他们开发了一个论文查重程序 Seek & Blastn，可以提取论文中提到的核苷酸序列，然后与核苷酸公共数据库进行交叉核对，检查它们是否和文中要标靶的人类基因相匹配，也就是检查作者使用的基因序列是否正确；对于每一个不匹配项再进行人工复核。

http://scigendetection.imag.fr/TPD52/Vb/

他们评估了 Gene（《基因》）杂志在 2007-2018 年间发表的 7400 篇原创论文，以及 Oncology Reports（《肿瘤学报告》）在 2014-2018 年间发表的 3800 篇开放获取论文，发现存在核苷酸序列错误的文章分别占 2% 和 12%。随后，他们又对癌症遗传学三个不同领域的 600 余篇论文开展了分析，发现有 25% 的论文都存在核苷酸序列错误的问题。 [ 3 ]

在 Byrne 心中，这些越来越多的问题不断唤起那个周六晚的感受，最终让她下定决心举报这些情况。

她首先向杂志社举报，希望能够开展调查。

与此同时，Byrne 和 Labbé 一起继续分析了大量的可疑论文，并以共同通讯作者身份于 2016 年底在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 ( 《信息系统前沿》 ) 发表了论文 "Strik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publications from China describing single gene knockdown experiments in human cancer cell lines"，不仅细致比较了此前她发现的 5 篇问题论文中存在的错误及处理结果，还同时曝光了另外48 篇高度相似的论文。 [ 4 ]

这无疑是给学术界扔了一颗雷。

再后来，Byrne 从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（US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）获得经费，专门聘请了一名全职人员追踪可疑论文。澳大利亚政府也曾经给予她资助。

如今，Byrne 已经不再从事实验室研究工作，在她心中里，" 打假 " 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具体的科研项目，前者可能对科学事业的贡献更大。相对于实验人员几年工作完成一篇论文，" 论文作坊 " 的发表周期是几周，甚至可能是几天。这简直太不可思议，让人没法接受。必须有人站出来维护这个秩序。尽管打击 " 论文作坊 " 还需要证据，但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：科学离不开信任。

Leon Reteig 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需要在博士期间更改研究方向，竟然是因为一篇错误的论文。当然，受影响的不仅仅是毕业时间，还有很多难以言尽的、甚至是未可知的方面。

2018 年，Leon Reteig 正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（University of Amsterdam）攻读博士学位，研究不同刺激对大脑的作用。可是在一次重复同门师兄 Heleen Slagter 的实验时，始终得不到一致的结果。经过仔细分析，Reteig 发现师兄的论文有错，错误很可能来源于数据后期处理：Excel 软件在处理数据时，表格中夹带的一个错误代码对原始数据进行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校正。这个错误虽然很小，但足以令实验结论谬以千里。师兄的实验结果已经在 2015 年正式发表，现在能做的大概只有联系杂志社撤稿，毕竟否定已有的结论不太好看。为了毕业，Reteig 被迫更改了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。显然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，因为师兄的论文在 2021 年才完成撤稿，这时，Reteig 已经是另外一所大学的博士后了。

如何处理问题稿件，大概也是杂志社或者出版商最头疼的问题。尽管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（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，简称 COPE）建议期刊要对举报人给予回应，但真的落实到具体行为，不同期刊的反应却不尽相同。

在 The Scientist 杂志发起的一项调查中，Springer Nature, AAAS, PNAS, PLOS, Cell Press，以及 eLife 等期刊均表示将严格执行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的要求，愿意接受举报并积极开展调查。的确，像 Cell、PNAS 和 Nature 这样的期刊是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处理举报问题，但在海量的期刊群体面前，这么几本期刊就显得微不足道了。Reaction Watch（撤稿观察网 www.retractiondatabase.org）的网站创始人 Ivan Oransky 总结说，找一些无关痛痒的借口搪塞一下，大概已经算是有回应了，还有更多不讲诚信的杂志社，编辑们往往不作回应，也可能以后会做点什么，但 " 以后 " 会很遥远，远到不用指望。惟有 Reaction Watch 将这些故事都记录在案。

没有一个举报者不看重举报结果。Byrne 的团队不断和期刊编辑联系，但结果却并不理想。她们一共举报了 300 余篇论文，涉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（《国际临床与实验医学杂志》），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（《国际生物医学研究》），Biotechnology and Applied Biochemistry（《生物技术与应用生物化学》）等多家期刊，可最终得到的反馈却并不多，不免让人感觉这简直是在浪费政府资源。于是 Byrne 团队绕过杂志社，直接找到出版商。

英国牛津大学的 Hampton Gaddy 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。

Gaddy 注意到 Victor Grech 这个名字是因为一篇关于 1918 大流感的文章，他怀疑这篇文章涉嫌抄袭。经过搜索，他发现 Grech 不仅论文众多而且涉及题材广泛，仅仅是取材于电视节目 Star Trek（《星际迷航》）的相关论文就多达 30-40 篇，甚至还有一篇预测全球将有 5 亿人死于 COVID-19 的文章。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所有文章均发表在 Early Human Development（《早期人类发展》）上，要知道，这可是一本儿童健康方面的杂志。

Gaddy 先是写信给期刊，同时按照网友建议联系了出版商。两天后，他收到了一份来自出版商的回复，感谢他的举报。

根据 Retraction Watch 的记录，Grech 名下的 93 篇论文，要么被撤回，要么被标注为问题论文。但是，期刊编辑始终没有回应。

如果举报情况属实，对有问题的论文进行处理即可；倘若被举报人不承认造假，事情往往会变得十分棘手。曾有这样一场耗时数年的学术纠纷，堪称经典：

故事的主角是两位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，一位是来自哈佛大学的 Elizabeth Phelps ，一位是来自比利时鲁汶大学（KU Leuven）的 Tom Beckers。

2010 年，Phelps 在 Nature（《自然》）杂志发文，提出一种复杂行为干预法，用以消除一个人对恐惧的记忆。

2015 年，Beckers 打算重复 Phelps 的实验。但是，工作刚刚开始就发现了问题：如果按照论文所述的方法筛选样本，可能几轮筛选过后就无样本可取了。那实验结论的可信度在哪里？

顺理成章的，Becker 找到 Phelps 提出问题，Phelps 爽快地提供了详细的实验记录，甚至包括原始数据。几轮沟通下来，Phelps 也发现了问题出在哪里：样本数没有问题，只是论文中的筛选方法写错了，应该是任意排除法，而非论文中提到的确定排除法。

为了说明这个问题，Phelps 和他的合作者于 2018 年在 Nature 发表了一篇补充文章，对 2010 年论文中的实验情况进行了补充说明。

按理说，故事发展到这里应该结束了，但，并不。

Beckers 转身给 Cortex（《皮质》）杂志投递了一篇文章，标题即说明此文是针对 Phelps 2010 论文的一份 " 核实报告 "（a verification report）。

这篇 " 核实报告 " 不仅指出样本筛选方法的错误，还给出了重复试验的结果。巧的是，这篇论文在同行专家评审中递到了 Phelps 手中，同时附送的还有编辑的一篇评述性文章，将 Phelps 事件上升到科学诚信的高度，称大名鼎鼎的 Nature 发表这样一篇论文简直荒诞，然后附上若干佐证材料。

Phelps 自然十分恼火。在经历了一番复杂的交涉之后，Phelps 承认 " 这不是一篇完美的论文，存在瑕疵 "。但是，在写给 The Scientist 杂志的邮件中，他一直申辩说论文中的问题并不算是什么大问题（"there were no more issues with the 2 experiments reported in this paper than other studies."） [ 4 ] 。

2020 年 8 月，Beckers 的 " 核实报告 " 正式发表，掀起新一轮关注。两个月后，Phelps 再次发表文章称，经过对 2010 年实验原始数据的重新分析，他们认为结论有效，算是对 Beckers 批评的回应。

Beckers 团队当然不甘示弱，于 2021 年 7 月再度发表文章，提出反驳意见，坚持认为 Phelps 等人（2010）的实验结果存在严重缺陷。

Beckers 和 Phelps 的缠斗不论多么激烈，双方还是能秉持学术文明，把斗争控制在学术领域内的。但也有些争斗走向了法庭，双方对簿公堂。

Paul Brookes 是美国罗切斯特大学（University of Rochester）的一名研究员，长期从事线粒体研究工作，私下里他运营了一个博客名为 science-fraud.org，从名字就可以大致看出博客的主题。他匿名在博客上曝光一些数据造假的论文，仅仅 6 个月就曝光了 275 篇明显存在问题的论文。

2013 年 1 月 2 日，一封匿名邮件出现在一些科学家和大学管理人员的邮箱里，罗切斯特大学校长也收到了这封邮件。邮件中披露 Brookes 是 science-fraud.org 博客的主人，并称将对他的曝光行为提起法律诉讼。

迫于压力，Brookes 最终删除了文章。现在他偶尔会在自己实验室主页上曝光一些问题论文。事实上，Brookes 共收到了 6 次法律诉讼威胁，不过都没有发生过实际的诉讼。

诉讼不仅针对个人，同样也可以针对媒体，PubPeer 网站也曾经当过被告。

PubPeer.com 是一个可以进行 " 发表后同行评审 "（post-publication peer review）的科学论坛，科研人员注册后可以对已出版的论文发表匿名评论。因此，PubPeer 往往会扮演 " 举报平台 " 的角色。

2016 年，来自美国韦恩州立大学 （ Wayne State University ）的病理学研究员 Fazlul Sarkar 起诉 PubPeer 网站，因为论坛上有人匿名指控他学术不端，Sarkar 想要获取这些匿名者的实名信息，但他败诉了。

2021 年，PubPeer 网站披露了法国艾克斯 - 马赛大学（Aix-Marseille Université）微生物学家 Didier Raoult 的 60 多项研究可能存在问题，举报人是著名的职业学术打假人、微生物学家 Elisabeth Bik。为此，Bik 以及一名共同经营 PubPeer 网站的神经学科学家被告上法庭，罪名是 " 勒索 " 和 " 骚扰 "。

相对来说，举报人被告上法庭的案例数量并不多，但寒蝉效应是巨大的。

当一个科研人员经历过重复实验失败，当他 / 她发现面对的只是一堆文字、图表堆砌起来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 " 玩意 "，可能会选择举报。但举报大概只是一个热烈的开始，因为学术举报牵涉到研究人员、杂志社、出版商等众多方面，大家的态度随着事件的发展是在不断变化的。

Byrne 和她的伙伴是举报人里最勤奋，也是最高产的，他们的记录是标记了 712 项错误使用的 DNA 序列。此刻，她的感觉是疲惫。

Reteig 的举报虽然很快得到了回应，但他不仅没有放下心来，反而越来越担忧论文错误问题，毕竟还有更多论文都隐藏着类似拼写错误、Excel 自动更正基因名称而带来的错误 …… 他希望研究人员在公布研究结果的同时，也能公布原始数据和使用的分析软件等信息。

Gaddy 目前正在攻读人口学硕士学位。作为 Reaction Watch 的忠实读者，发现有论文造假的那一刻他显然不能接受。但经历过这一轮举报后，他感到最令人难受的还是那些论文竟然能发表，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关于 COVID19 的假论文让人不能忍。另一方面，他又意识到，论文里的东西太多了，其中大多数内容可能都无关紧要，也产生不了很大的影响。

作为 Biomarker Insights（《生物标志物洞察》）杂志的编辑，Byrne 着眼于出版业。她认为出版业需要做出一些流程上的调整，譬如说对于已经发表的论文给予更长久的跟踪。

对于众多打算举报的人来说，可能还是 Oransky 的建议看起来更中肯：举报前请做好受冷落的准备，不要对杂志社报有太多的期待。

似乎是繁华过后的寂寥，又像是狂欢过后的冷静，但这都是经历过之后才有的真实反应。